人物簡介

曹興誠，企業家，收藏家。他曾在美國學習半導體生產技術，回到臺灣后成為聯華電子的董事長。

1984年，4件令他上當的“古玉”，將曹興誠從半導體的世界“誘入”文物藝術品收藏。

2007年，前蘇富比英國主席詹姆斯·斯圖爾頓出版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收藏家》，歷數了1945年以來最重要的100位收藏家，其中包括三位華人：仇燚之、趙從衍，以及曹興誠。其中，前兩位大藏家已經作古，最年輕的曹興誠也已是滿頭華發。第一財經記者日前在上海見到曹興誠時，他面帶紅光、步履矯健，而他也確實仍活躍在與文物和藝術品相關的方方面面 。10月的香港秋拍，瀚海拍賣將他請去談收藏和佛學；11月在上海開幕的華人收藏家大會秋季論壇中，他又以《佛學與佛像》為題做了講演。

第一次走進古玩店購買藝術品，曹興誠的初衷也不是為自己收藏，而是打算為一個喜愛古玉的朋友買一份禮物。進店之后，他為朋友買了一塊，又為自己選了3塊。和4塊玉一起被他帶走的，還有老板贈送的兩本有關古玉的書籍。曹興誠回去翻開書一看才發現，自己手上的玉器與博物館中的名品相似。“這是反常識的，我當然要懷疑了，為什么都會拿到雙胞胎呢?”再一看，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有一件玉器，玉管上有豹匍匐著，與自己手中那件極為相近。“只是，博物館里那一件四肢極有力量，而我手中的這一件，手腳都好像是被打折了一樣。”曹興誠笑道。

意識到自己買到了贗品，他一口氣買了十多本有關古玉的書籍，仔細翻看后對玉器的真假有了深入的認識。古玩行里曾經流傳著一種說法，剛入行的人總會買到假貨，權當是交了學費。但在曹興誠的眼中，這句話只是無可奈何之下的自我安慰，他無法容忍錯誤的再次發生。“一開始收藏就要買到真東西，如果買錯了，恐怕就要一路錯下去了。”他說。

因為相熟的古玩經紀人也經營青銅器，時常將手頭的珍玩拿給他鑒賞。在玉器收藏中磨練了眼力后，曹興誠對青銅器的興趣也與日俱增。漸漸地，收藏的重點也發生了轉向。“在玉器的收藏上，我修習了比較敏銳的眼光，知道什么是死的，什么是活的。”曹興誠口中的“死”與“活”，其實正是東方審美理論中“氣”的概念。先秦兩漢確立的“氣性論”進一步促成了“氣”的概念在審美領域的滲透。“王世襄先生為什么能夠與文物隔地很遠，還能辨識真假?他說，他看的是一股'氣'，我的說法就是'死'與'活'。”

文物的魅力在于從來無言，卻能確鑿吐露歷史之興衰榮枯。“西漢的玉器是最有力量的，但到了東漢，氣質就綿軟了。”曹興誠說。那個時候，“富貴”、“宜子孫”這樣的字眼都被鐫刻到了玉上。在他眼中，這種世俗訴求的大量出現，顯示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已不再昂揚。對青銅器也是如此，曹興誠更愿意收藏青銅時代鼎盛期的產物。 “商代與西周早期是我國青銅器鑄造的高峰。其他時期的青銅器，除非在創意和美感上十分獨特，否則我是看不上的。”從他收藏古物的眼光看，偉大的藝術品往往誕生于偉大的時代，而構成一個偉大時代的則有三種因素：經濟、政治以及信仰。“帶著信仰創作，這一點很重要。”他向第一財經記者強調。

他不為自己欣賞藝術品的門類設限，但對于入藏標準，他給自己定下了這樣的規矩：收藏那些讓自己“腎上腺素飆高”的藝術品。“所謂環肥燕瘦，好的藝術品往往不守定規。”曹興誠說。他說，那些能讓他興奮的藝術品往往“瀟灑從容、出人意表”，而差一點的則是“東施效顰、捉襟見肘”。對于讓自己的收藏形成一個脈絡，曹興誠倒并不苛求。“收藏畢竟不是學術研究，如果別人要學習，大可以去博物館。”他說。

多年的收藏，即便見多識廣的大藏家也難免會收到零星贗品，曹興誠又是如何能夠盡量避免“打眼”呢?“常識”是曹興誠在談論這個問題時時常強調的字眼。“知識確實很重要，但作假的人往往更有知識。和他們比，我們不一定占上風。這時候，知識就不如常識了。”曹興誠說，“比如，劉益謙先生用近3億元買下了雞缸杯，現在一個人說一個器形、釉色、胎、顏色與畫工都和這個杯子一樣的瓷器只要10萬，那就是反常識的了。知識是死的，但常識是活的。”

曹興誠收藏的領域非常廣泛，古玉、瓷器、青銅器到書畫，這些他都有所涉獵。到了博物館，他并不只看中國文物，古今中外的藝術品，他會留意觀賞，并試圖找到它們的共通性。比如， “中國古代青銅器雄渾的力道和古埃及的雕塑與壁畫極為相仿。” 他認為，廣泛地接觸各國藝術品也是提高眼力的重要方式。

曹興誠也曾在拍場上出手兇猛，志在必得。他家中的收藏囊括了各個朝代的文物，一度有“小故宮”之稱。“我一直小心地控制這數量，但還是太多了。鎖著它們終究不是一件好事。”他笑著說。2000年，他出價競奪明嘉靖“五彩蓮塘魚藻紋蓋罐”，堅持比當時世界最大牌的古董商之一喬瑟普·埃斯肯納茨多出一口價，當時出價達4400萬港元，震驚世人。但現在，曹興誠對收藏的態度似是有了改變。他說:“其實，藝術品收藏有點囤積的意思，多到一定程度就應該釋放一點。”

轉折或許就發生在拍下“五彩蓮塘魚藻紋蓋罐”那年。當時，曹興誠與臺灣法鼓山的開創者圣嚴法師結緣。“師父臨終前曾囑咐我思考佛學與科學的關系。學佛以后，更覺得收藏這些都是身外之物。”今年以來的數次公開講演中，他大都選擇佛學與收藏為題，也開始收藏古代佛像。“佛像有一定的象征意義，從審美的角度看，有些是高度藝術的。”他不執著于佛像的美感。用他的話來說，佛像只是“相”，它是用來引導人觸及“本體”的。

因為對佛學的追尋，收藏對他的意義也變得不同。2008年汶川地震。曹興誠珍藏的“乾隆御制料胎畫琺瑯西洋母子圖筆筒”拍得6500萬港幣，他將半數款項交給臺灣紅十字會及法鼓山佛教團體支援災區救災。另有一半則捐入臺灣其他慈善團體。事后，他在博客中寫下自己當時的想法：“當然，籌款不一定需要義賣東西，但這樣或許可以讓人了解，收藏家不一定都是占有欲超強的怪物，也有人收藏的目的是為了欣賞和研究，并不那么在乎擁有與否。”

曹興誠的居所，日本當代藝術家千伯住的水墨瀑則與一尊佛像相得益彰

10多年來，仍有令曹興誠無法釋懷的文物，皿方罍可算其中一件。2001年，皿方罍器身出現在紐約佳士得，曹興誠也參與競拍，只差了一口，無緣收藏。“如果價格不是在最后沖得那么高，我就想要把湖南省博藏的蓋子和器身合起來，在兩岸各地舉辦展覽。門票收入若能讓我收回一半成本，我就捐給臺北故宮。”他說。

今年3月，他得知皿方罍將再次出現在紐約佳士得拍場，便向前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提議：請公立博物館前去紐約洽購。之后，他又與匡時拍賣董事長董國強等人一起在社交網絡呼吁，請國內藏家不要參與競價，也盡量避免外國收藏家買走器身。最終，湖南省博物館通過洽購買下了皿方罍器身，這件青銅重器終于合而為一。

“倒不用把這件事說成是國寶回歸。”在曹興誠看來，促成眾多華人藏家共同呼吁皿方罍回歸的情感力量并非“民族主義情緒”。“民族主義情緒其實很膚淺。這是人類文明的遺產，器蓋合一，這是對文物起碼的尊重。我們應該成全其完整性。我想，外國藏家也會樂見其成。”他說。

把文物留在它的出土地真的對嗎？公立博物館又是否是文物的最好歸宿？雖然，皿方罍回歸出土地湖南是曹興誠的心愿。但對這樣的問題，曹興誠的看法很辯證。他談起伊斯蘭國武裝屢屢毀壞其占領區的歷史保護建筑遺跡和珍貴文物，十分痛心。“如果對文物真的有愛護與保全的心理，外國的藝術品也值得你去保存。反之，文物外流，也并不意味著失去。因為，如果當地沒有保存文物的力量，或對藝術失去敬畏，那么，就不應該將它們放在原地。”

曹興誠曾將一對陶豬捐給臺北故宮博物院。“原來覺得公立博物館應該是藝術品最好的歸宿。”但后來他發現：“原來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兒。即便是最先進的博物館也會有預算捉襟見肘的時候，自己的收藏能否在那里得到重視、得到好的展示與保護，這都是問題。”他認為，有時候，市場或許也會在尋找文物歸宿這件事兒上發揮好的作用。通過競價讓藝術品流轉到那些掏了真金白銀的人手中，想讓他們不愛惜都難。

“我希望盡量讓藝術品與我生活在一起。”為了凸顯藝術品，曹興誠的居室裝潢很簡約，墻壁更是素凈。他把戴爾·奇胡利創作的玻璃制品與陶狗放在一起，而日本當代藝術家千伯住的水墨瀑布則與一尊佛像相得益彰。他說，好的藝術品，無論其來自哪一種文化，擺在一起都能夠融洽相處。

戴爾·奇胡利所作玻璃吹制品與陶狗